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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語新繹》序論

    2018-09-06 book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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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附近)人,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歲。


    他幼年孤苦,但從小就愛好學問。當時魯國雖然不強,但文化氣息卻極濃厚,他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早已養成了勤奮好學的習慣。


    他長大后想學以致用,曾做過管理糧食賬目和牛羊畜牧的小官,也做過魯國的小司空、大司寇,負責農工、司法行政的職務,但時間都不長。后來他離開魯國,游歷齊、宋、衛、曹、鄭、陳、蔡、楚等國,看看是否能被任用,以便施展抱負、實現理想。可惜道術不同,事與愿違,他在經歷幾次危難之后,不得不又回到魯國:一方面整理文獻,從事著述,修訂《詩》《書》,編次禮樂,撰寫《春秋》;一方面開創私學,廣收門徒,以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主張有教無類,顧及因材施教,不但重視學識的充實,而且也注意品德的陶冶。他的學生前后一共有三千人之多,杰出的有七十二人。因此,他被后人尊為萬世師表,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




    《論語》是記錄孔子言行的典籍。雖然全書只有一萬五千多字,但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認識孔子的思想學說,并且得到很多關于為人處世、求學做事的寶貴教訓。這些教訓兩千多年來只要是讀書人,甚至是不識字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影響。可以說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奉為治國修身的圭臬。尤其從宋代朱熹以后更是家傳戶誦,成為我國人人必讀的文化遺產。即使到了今天科學文明日新月異,但《論語》這部書仍然歷萬古而常新,不失其時代意義。有人說它是我們國人的“圣經”,實在很有道理。




    《論語》這部書的命名,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可見“論”有“論纂”“編撰”的意思,“語”是語言,指孔子所說的話。許慎《說文解字》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論語》一書,有孔子的直言,也有他與弟子及時人的論難之語,因此,也可以說,“論語”就是把“接聞于夫子之語”編纂起來的意思。


    《論語》固然不是孔子親自編撰的,但也不可能是某一個弟子所編撰的。因為它集合很多片斷的篇章而成,前后篇章的排列次序往往沒有什么關連和道理,文字和內容也有些重復的地方。這可能是由于當時弟子各有記錄,后來才匯編成書的緣故。但究竟是哪些弟子所編撰,卻無法確定。另外,從《泰伯篇》第一章等篇章看來,《論語》中不但有孔子弟子的記錄,而且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記錄。曾子、有子,甚至子張、子夏、閔子騫的學生,都可能是某些篇章的記錄者。據柳宗元《論語辨》的推斷,最后編定《論語》的人,應該是曾子的學生。


    我們可以這樣說:《論語》這部書,在春秋末期已由孔子弟子開始記錄,但到編輯成書時,卻已是戰國時代的初期了。一九七三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的漢墓中,發現的《論語》竹簡殘本,雖然研究者對其著成年代的看法頗不一致,但認定它成于戰國至西漢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五四年)之間,則不成問題。這個時候,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論語》,可以說已大致成形了。


    《論語》傳到漢朝時有《魯論語》、《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三種不同的本子。篇數、篇目和編次都不盡相同,文字也有一些差異。西漢末年,漢成帝的師傅安昌侯張禹把《魯論語》和《齊論語》融合為一,刪去《齊論語》中的《問王》《知道》二篇,篇目則以《魯論語》為依據,號《張侯論》。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以至我們今天通行的《論語》本子,基本上都以此為依據。


    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主,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作《論語注》;此后,魏代何晏的《論語集解》,梁代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宋代邢昺的《論語注疏》、朱熹的《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這些書在注釋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績,是閱讀《論語》時,值得一讀的參考書。




    南宋著名的詞人辛稼軒曾有《讀語孟二首》:


    (一)


    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語無生更轉誣。


    要識死生真道理,須憑鄒魯圣人儒。


    (二)


    屏去佛經與道書,只將語孟味真腴。


    出門俯仰見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


    把《論語》《孟子》比成太陽和月亮,可見他對《論語》《孟子》之推崇備至。他的這些話,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可是,我對佛經與道書的看法,卻與稼軒不一樣。我一向認為儒、道、釋三家各有各的價值,尤其是《論語》《老子》《六祖壇經》三書,更是想認識我國歷史文化的人不能不讀的三本“圣經”。大體而言,《論語》教讀書人如何進德修業,《老子》教統治者如何清靜無為,《六祖壇經》則教萬方俗眾如何明心見性。我以為這三本“圣經”,它們說教的對象,代表三種不同的社會階層,也代表三種不同的思想文化,但它們為人揭示安身立命之方,則無不同。因此很久以來,我早就想為此“人生三書”作一些推闡評述的工作,還曾經用稼軒韻寫過這樣的一首七絕:


    圣經何必分先后,大道從來不可誣。


    我自瓣香三教在,參禪學老更崇儒。


    因為有此信念,所以我在一九八○年前后,曾應《臺灣新生報》石永貴社長之邀,以白話譯解《論語》全書,在該報連載,后由該報出版,書名即定為《白話論語》。由于得到當時臺灣省政府及若干縣市政府的推廣,作為社會公益書刊發行,幾年間竟然印行近百版之多。到了一九八三年秋,還由臺北市政府將拙著與辜鴻銘英譯的《論語》,合編印成《論語中英文合訂本》,分送臺北市各國際觀光旅館,供旅客參閱。我雖然始終沒有獲得應有的版稅,但作為該書的譯解者,仍然覺得受到莫大的鼓勵,因而更堅定了我要完成譯解“人生三書”的想法。


    不過,從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因為參與中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籌備工作,后來又出國長期在海外講學,工作過于繁忙,這個愿望不得不中途停輟。一直到一九九九年秋,自香港退休返臺,才又提筆繼續這“人生三書”的撰寫工作。


    首先,我修訂《白話論語》一書,增訂后易名為《論語新繹》,交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并曾作兩首詩來表達我當時的愿望:


    (一)


    向來我亦圣為師,論道參禪未是癡。


    最愛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詠歸時。


    (二)


    敢言譯解費功夫,但愿人人識正途。


    忠恕終歸仁一字,請從平淡契真吾。


    我認為要譯解“人生三書”,當然應該先從《論語》開始;要重新闡述《論語》的道理,當然要先從讀懂《論語》、明白它的文字開始。




    《論語》是語錄體,對古人來說,雖然明白如話,但對現代一般人來說,畢竟已是兩千年前的古語,并非人人所能閱讀。即使有前人的注解,但同樣是文言,對一般讀者不一定有多少幫助。所以用白話把它譯注出來,這種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不但《論語》如此,《老子》《六祖壇經》如此,恐怕還有很多其他的古書,也需要如此。


    我用白話譯注《論語》這部書,就基于這種認識。所以譯文力求淺白,注文力求簡明,同時采用直譯的方式,盡量照原文的句型逐字逐句譯成白話,希望讀者不但能了解原文的大意,而且能明白每字每句的意義,借以提升初學者閱讀古書的能力。例如《為政篇》第四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這句話,假使要求簡練,可以譯為“我十五歲立志求學”,但我卻直譯成“我十又五歲就有志于求學”。目的就是在于使讀者對照原文,逐字逐句明白意義。


    當然,書中有少數不易直譯或不便直譯的地方,只好采用簡譯或其他的方式。例如《為政篇》第五章“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幾句話,直譯應是:“死了,埋葬他們依照禮制,祭祀他們依照禮制。”但為了照顧全文不致過于累贅,所以改譯成書中現在的樣子。又如《為政篇》第二十二章“大車無,小車無”這兩句話,實在不易直譯,所以只好先譯為“就好像大車子沒有,小車子沒有”,然后加注來補充說明和的讀音和意義。書中引用《詩》《書》等古書的地方,也都用這個辦法。像這類沒有直譯的篇章,為數并不多。


    其次,對于歷來有歧說異義的字句,通常采用其中一種比較可取的說法,直接譯成白話,不另說明。例如《為政篇》第十六章“斯害也已”這句話,有人(像楊伯峻的《論語譯注》)把它譯成:“(這種)禍害就可以消滅了。”這是把“也已”的“已”,看做動詞,作“止”解。事實上,《論語》書中如“好學也已”等句,“也已”都作語氣詞用,而且多作句末助詞,以加強語氣,本來就是《論語》的特色,所以我不贊成上述的那種解釋,譯文自然也就采用了另一種說法,但在譯文后并不加注說明,以免旁枝蔓延增加篇幅。通常只有在譯文采用的說法,和原文的字面意義有所出入,或擔心初學者不懂,或跟現代的用法不同時,才會另外加注補充說明。例如《學而篇》第四章“吾日三省吾身”的“三”字,我在譯文中采用“三”為虛指、表示“多次”的說法,所以才特別加注解釋。基本上這本書的譯注,是以“直譯”為主,以“注釋”為輔。


    在“注釋”和“直譯”之外,為了幫助讀者更能了解書中各篇各章的旨趣,在每一篇之前都有介紹全篇的提要內容,而在每一章之后則另加“新繹”,對其字句的音義、寫作的技巧以及文字背后的含意等等,作種種不同的補充說明。少數例外,例如《學而篇》第一章對每一字句的析論,例如《微子篇》第七章對荷蓧丈人“植其杖而蕓”的解說,它們都有示例的作用,也有比較完整詳細的說明。


    另外,因為時代觀念的不同,書中有些篇章恐怕難免會引起一些讀者的誤會。像《泰伯篇》第九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陽貨篇》第二十二章“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第二十五章“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等等,這些話大概都會有人表示異議。我覺得讀書原來就不可以辭害意,也不應該以今律古,所以這種地方,除了在“新繹”中稍作提示、說明之外,都不多加解說,希望讀者自己去神領意會。




    最后,為了便于讀者閱讀本書時作對照之用,筆者特地根據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姜可久《四書人物輯略》、諸橋轍次《論語人物考》以及歷來各種孔子年譜資料,新撰《孔子年表簡編》一種,作為本書的附錄。所謂“簡編”,就是不求周全的意思,目的不過是方便讀者對照參考而已。它也像本書的其他部分,我都曾做了多次的修訂和改寫。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書中一定還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希望讀者多多指教,以便修訂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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