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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子新繹》序論

    2018-09-06 book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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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一書,妙不可言,真非常道;老子其人,猶如神龍,真非常名。


    《老子》一名《道德經》,是認識老子思想及道家源流的必讀書,也是想了解中華文化的人不可或缺的經典著作。歷代研讀的學者,不知凡幾,但對全書五千言的玄言妙論,似乎永遠尋繹不盡,無法測其底蘊。它的傳本很多,字句頗有不同,加上往往“正言若反”,所以常使讀者似懂非懂,無所適從。對于著者的生平行實,也一直難以究詰。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于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兩種帛書本和湖北荊門郭店村戰國楚墓的三種楚簡本先后出土,更引起中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和關注。對于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經文章句的解釋,以及老子思想主張的探索,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筆者以為這些現象,對于有志研讀《老子》的初學者而言,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治絲益棼,不知道該何所抉擇。因此,筆者在《論語新繹》撰成之后,馬上撰寫《老子新繹》這本書。所謂“新繹”者,重點有三:

    一、采用直譯的方式,逐字逐句,用白話來翻譯《老子》的經文。原來有押韻的字句,也盡量求其音節的和諧。這是最貼近原文,也是最容易把握原意的做法。

    二、校勘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比較歷來各種注家的解釋,折中眾說,可采者采之,取其長而舍其短,力求簡明,以便初學。

    三、參考有關的研究資料,對每一章的章旨、結構,乃至修辭以及前后經文之間的關系等等,做一番爬梳整理的功夫。間有推陳出新處,希望對讀者有幫助。


    為了知人論世,讓我們先了解老子的生平大概。 

    根據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記載,老子是“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苦縣在今河南省鹿邑縣東,一說在今安徽省渦陽縣附近。苦縣,春秋時,名相縣,原屬陳國。厲鄉,葛洪《神仙傳》作“瀨鄉”。厲、瀨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后來陳國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國所滅,其地遂為楚國所有,這已是孔子死后的事。所以嚴格說來,老子應說是陳國人才對;說他是楚國人,那是司馬遷根據后來的行政區域來界定的。不過,無論是陳國或楚國,相對于黃河流域的中原各國,都是地在黃河之南,所以說老子是當時的南方人,則無疑問。《莊子·天運篇》記述孔子五十一歲時去陳國沛邑(苦縣附近)見老子,老子這樣說:“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可見在古人心目中,地域觀念非常濃厚,彼此論籍貫時,會有南北之分的。

    《莊子》記孔子見老子的事,當有所本,孔子見老子幾次,我們不能確定,但說孔子五十一歲去陳國沛邑見老子,則恐非事實。因為孔子從五十一歲起,初任魯國中都宰,幾年間升司空,再升司寇,協助季桓子處理魯國國政,是不可能到陳國去的。他周游列國,到衛國、陳國等地,是在五十五歲以后。同樣記載孔子見老子,比較可靠的資料,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韓非列傳》。

    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從司馬遷的《史記》才開始的。在司馬遷之前,像《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等,都只稱老子或老聃,而從未有稱老子為李耳或李聃的,因而有人以為老子不一定姓李(據考證,春秋時代尚無李姓),而應姓“老”才合理。這種推測,雖有道理,但司馬遷也必有所據,因而只能存疑。

    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介紹老子的籍貫姓氏之后,并沒有說明老子生卒年代,只說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同時用一大段文字記敘了孔子到周王朝向老子問禮請教的情形。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推知老子時代與孔子同時而略早,并且是擔任周朝典藏古代圖書文獻檔案資料的史官。古代擔任史官的人,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通常服侍在君王身邊,不但要有捷悟的文才,而且要有淵博的學識。因此孔子才會去請教他。

    孔子去向老子請教的事,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是和南宮敬叔一道前往的。南宮敬叔是魯國權臣三卿之一孟僖子的兒子,他遵父命去向孔子學禮。可能有些關于禮的問題,需要請教老子,所以由南宮敬叔向魯君提出申請,魯君同意,于是“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讓孔子和南宮敬叔“俱適周問禮”。由此可見,老子當時已以知禮聞名于世。

    我們也知道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據《漢書·藝文志》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孔子是有心用世的人,他除了向老子問禮之外,一定也會請教為政處世之道,所謂“君人南面之術”。

    孔子向老子問禮求道的事情,不但《史記》的老子本傳及《孔子世家》都有記載,連《莊子》的《天運》《天道》和《禮記》的《曾子問》等篇,也屢有論述。據《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請教的問題,都與喪禮有關。分別是天子崩、國君薨、送葬遇日蝕以及為父母服三年之喪等等一些比較特別的禮儀。問禮,其實就是問道。問道,其實也與“君人南面之術”有關。據《莊子·天運篇》的記述,孔子和老子見面時,曾如此請教:

    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以奸者七十二君”一句,雖不可解(歷來學者多解“奸”為“干”,說孔子周游列國,遍訪諸侯七十二君,求為所用。此說頗可商榷,因為孔子當時尚未周游列國),但孔子的意思肯定是說:他研習六經,倡導仁義,自己以為頗有心得,對于古圣先王之道,和周公、召公輔佐的事跡,也深有體會,但是他見過一些君王,卻沒有一個君王能夠欣賞他,取用他的忠孝仁義之道。因此他頗有感慨。

    老子的回答,據《史記》本傳的記載,摘要如下: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的意思是勸誡孔子:古人之言可采者采之,不必過度崇尚古圣先賢、暢言仁義禮信。同時他要孔子去除驕氣、多欲、態色、淫志。易言之,他勸孔子應當謙下、無欲、清靜、無為。這些正好都是與學禮為政有關之事,同時正好也都是《道德經》中主要的思想主張。所以《史記》在本傳后馬上接著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大概見面之后,孔子對老子的學養非常佩服,所以孔子對弟子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把老子比喻為像神龍一樣見首不見尾,自有莫測其高深之意。《史記·孔子世家》中,還記載孔子辭別時,老子贈言云:“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對于孔子之言忠孝,尚仁義,正名分,寓褒貶,當亦有所規勸。這些話記在《孔子世家》中,想必有其用意。有人以為《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曾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就有師承老子的意思。至于后世學老子者罷絀儒學,學孔子者罷絀老子,那是另一個問題。

    司馬遷的《老子韓非列傳》又說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有人以為“遂”應為“遯”字之訛,是說老子在周朝衰亡之前,見微知著,先行隱遁而去。司馬遷還說老子離開周朝時,“至關”,關令尹喜請他“著書”,于是老子才“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后人對“關”字的解讀,有的說是大散關,有的說是函谷關,恐怕都是附會之辭,很可能它只是國境邊界的代稱,表示老子曾出關赴秦而已。“著書”也可能是老子就其擔任周朝史官時,所典藏的文獻資料中,擷取一些有關“道德之意”的格言教訓,記錄下來,留供守關的官長尹喜參考而已。對于傳說中的人物,后人好事增益,往往越到后來,附會越多,越說越神奇,老子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司馬遷說老子出關之后,“莫知其所終”,已經令人有“猶龍”見首不見尾的聯想了,底下竟然還有一些文字,說老子修道而壽考,活了一百六十幾歲或二百多歲,越說越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敦煌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序》中還說:老子過函谷關,授喜《道德五千句》,西渡流沙,至于闐國,八十余國王及其妃后,并其眷屬,周匝圍繞,皆來聽法。宋代謝守灝還特地編了《太上老君年譜要略》,說老子在伏羲之世,號郁華子,每一時代都有另一稱號,到唐代天寶年間,號通玄天師。這已與神話無異。也因為這樣,所以后來懷疑老子其人其書的人越來越多。種種歧異不同的詮釋,也就隨之而起。

    有人說,老子就是周朝與他同時“著書十五篇”的道家老萊子,因為他和老聃同為道家,同為楚國人。有人說,老子就是后來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五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在東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年)見過秦獻公的太史儋,因為他和老聃同是周朝的史官,同樣曾經出關赴秦,而且“聃”與“儋”同音通用,因此應該是同一人。以上這兩種說法,其實也都出自《史記》本傳,但司馬遷在記載上述二事時,卻都已先注明“或曰”,表示不能肯定。因而后來的學者雖有很多討論,爭議不休,卻無定論。

    奇怪的是,司馬遷雖然于此用“或曰”,表示不能肯定,卻又對老子的后代子孫,交代得很清楚。他說:老子的兒子,姓李名宗,曾為魏將,封于段干;李宗之子名注;李注之子名宮;李宮的玄孫名假,曾仕西漢文帝;李假之子名解,景帝時曾為膠西王卬太傅。從此他的后代裔孫,就“因家于齊焉”,定居在齊國了。

    司馬遷的這些記載,經后人考證,覺得頗多可疑之處。例如:老子兒子李宗曾任魏將之事,是不可能的。魏國之列于諸侯,事在六家分晉之后,那時孔子已死六七十年,李宗亦應年過百歲,如何能任魏將?又,老子的八代孫李解,如何能與孔子的十二代孫孔安國并立于漢景帝之朝?說李解曾任膠西王卬太傅,為何他的后裔就不再列名記敘了?這些問題都讓人覺得司馬遷寫老子其人,寫得“玄之又玄”。

    因此,經過歷代學者的不斷考查,清代學者如畢沅、汪中等的深入探索,特別是民國以來羅根澤、高亨等學者的多方辨證,對于老子其人其書的討論,才逐漸有了一個共同的趨向:認為著《老子》一書的老子,應該是戰國中期的太史儋。他也是周史官,曾在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三七四年)離周適秦,他也被稱為老子。而且,他應是老子的后裔。《老子》一書,應出自其手。然而因為司馬遷的記載存在一些年代不相及的問題,所以《老子》一書的作者疑案,還是一直懸而未決,迄無定論。

    何炳棣的《司馬談、遷與老子的年代》一文,為我們解開這個謎團。他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崇尚黃老,曾親往淄川從楊何學《易》。那時,淄川、膠西是齊地稷下的學術重鎮,二地在今山東省淄水附近,司馬談以周秦世宦之裔的身份順道常去膠西請教時任膠西王卬太傅的李解(太史儋八代孫,參閱上文),是理所當然之事。所以司馬遷的父親是極可能認識老子后代的,他們父子能夠獲得老子譜系的資料也就無足怪了。后來漢景帝三年,發生吳王濞等七國之亂,膠西王牽涉其中,朝廷下令誅殺三百石以上的有關屬吏,李解自然不能免禍。與李解曾有交往的司馬談,為了自保,從此避談與太史儋后代李解的關系。司馬遷也因此對李解之后的老子家譜諱莫如深,只好以“因家于齊焉”一語結之了。司馬遷《史記》寫老子的生平,寫得如此“玄之又玄”,原來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何炳棣教授的考證,言之成理,可以信從。所以《老子》一書的著者,應是太史儋。他也是周史官,著書當然前有所承,可能是他在祖先老子(老聃)原有的文稿上增補成書,我們今日所見的《老子》一書,應該就是這樣產生的。至于它后來如何流傳,是否經過后人的增補刪改,資料有限,已難推論。好在司馬遷在老子本傳中早已這樣說過:“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老子其人其事雖然難以究詰,但《老子》一書,卻歷千古而不衰,一直流傳到現在。


    老子其人,給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感覺,《老子》其書,也予人紛然雜呈的印象。例如書分上下兩篇,一為道經,一為德經,究竟何時所分,孰先孰后,便有爭論。從戰國時代《韓非子》等書的引文看,似乎從戰國中期到漢魏以前,多德經在前,道經在后。《史記》本傳說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看起來漢初所見的《老子》,已分上下兩篇,和現在似乎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漢景帝時崇尚黃老,倡立道學,列之為經,“勒令朝野悉諷誦之”,才明確稱為“道德經”。到了唐朝,太宗命傅奕注《老子》并作音義,才逐漸改成道經在前,德經在后。開元年間,唐玄宗御注《老子》,并頒布《分道德為上下經詔》,從此道經在前、德經在后,才定于一尊。可見《老子》一書的編次并非一成不改,而是迭有變更。其實原始究竟道經在前或德經在前,是不容易確定的;是否著成于一時,出于一人之手,也是不容易確定的。篇幅雖然不長,全書不過五千多字,但其傳本的繁多、字句的歧異,以及內容思想的不同解釋,真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關于道經德經孰先孰后的問題,我在經文第三十八章的【新繹】最后,還有一段補充說明,讀者可以參看。)

    從《莊子·胠篋篇》對老子學說多所引證之后,歷代注解《老子》的學者,何止千百家。其中,先秦像《韓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兩篇,前者重在闡釋“德經”中有關人生及政治方面的道理,后者全用史實傳說比附老子的思想主張,令人覺得《老子》一書像是史官呈獻給侯王治國安民的南面之術。漢代像出于民間、真偽有待考定的河上公注本,多附會養生安身之言,常有方士術語;而同樣被疑為偽書的嚴遵的《道德指歸論》及《老子注》,則將《老子》八十一章改為七十二章,并暢言黃老之術,令人覺得《老子》一書,在道教形成階段,逐漸和相傳張道陵或張魯所著的《老子想爾注》一樣,已由對侯王的說教,轉為對道教徒的訓誡。其他像魏晉時王弼的《道德經注》,通過玄學家辨名析理的方法,來分析道德等等名詞及概念;唐代像傅奕的《道德經古本篇》,推衍王弼之說而訂正其失,這些著作對于后世討論老子學說的人,影響都非常深遠。王弼的注本,還被視為是《老子》古注本中最完備精要的一本書。最特別的是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以帝王之尊,都曾經為此書作注,更證實了《老子》講的是“君人南面之術”。

    由于時代環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不同,老子的思想主張常因詮釋者見解的差異,各有立言之宗,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有人以為它是“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因為很多章節都曾談到帝王“南面之術”,有人以為它講的是金丹修煉之術、長生安命之說,甚至有人以為它是用兵教戰之作、權謀術數之談。清代以來研究者更為眾多,或匯校傳本,或講疏義理,成就固然不讓前賢,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則益感紛擾而不知何從。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以后,因避漢帝名諱的問題,被推定成于西漢初年,因而掀起了一陣帛書熱,研究老子者,幾乎無人不說帛書,它們雖與舊傳《老子》諸本同屬一個系統,但字句頗有異同;到了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荊門郭店的楚墓竹簡本甲乙丙三組,又相繼出土了,加上被推定成于戰國中期或之前,因而更引起研究者的重視。頗有些人推定楚簡本是老聃之作,是《老子》的原始傳本。幾十年來,研究老子的學者,可以說完全在帛書本和楚簡本的籠罩之下,好像離開它們,就不配談論老子了。這當然是推崇太過了。比對過舊傳本和這些新出土資料的人,應該都會同意以下的看法:要閱讀《老子》,應該從春秋古本(源出老聃或其親傳弟子之記錄),到《莊子》《韓非子》等戰國諸子的征引;漢魏以下河上公、王弼、傅奕等注本,再加上新出土的楚簡本、帛書本,互相參校,才可能整理出一本比較完整的“道德真經”。易言之,舊傳本和新資料同樣重要,二者相得而益彰。不可故步自封,但也不可以趨新而忘本。

    因此,筆者很不同意有人根據新出土資料隨意改動原來的章句文字,更不同意有人隨意割裂原來的經文。筆者以為:河上公本、嚴遵本和想爾注本,無論著者或著成時代都存在一些難以確定的問題,因此要談舊傳本或古注本,目前以傳世較早而且較為完整的王弼注本為底本最為可靠,以它參校歷代河上公、嚴遵、傅奕等各種注本以及唐代以來的各種新出土資料,應該是比較可取的方法。

    經過比對互校,可以發現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傅奕本的章節字句大同小異,非常接近,對后世的影響很大,而楚簡本、帛書本固為新出土的稀世珍本,但訛誤脫漏甚多,可供校勘而不宜定為讀本。

    至于有人推定《老子》出于太史儋之手,前有所承,后有所訂,因而分《老子》為二,一為老聃《老子》,一為太史儋《道德經》,探頤索隱,窮力追新,筆者也樂于見其用心之勤,而祝其早日有成。


    很早以前,我尚在臺灣大學求學期間,就對《老子》這本書發生濃厚的興趣,曾經受到先師沈剛伯、鄭因百等先生的啟發和鼓勵,想對此書及《論語》《六祖壇經》三本代表儒道釋思想的經典著作,逐一整理闡釋。畢業后,工作繁忙,因此數十年來,時斷時續。一九八六年起,因為幾度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得以接觸劉殿爵教授,時常聽他談論《論語》及先秦古籍,對他所寫的《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初探》一文早已折服,認為可以啟我心眼。二○○○年何炳棣教授來香港中大逸夫書院擔任杰出學人講座,聽他主講《司馬談、遷與老子的年代》,更覺得醍醐灌頂。從這兩位前輩學者身上,得到很大的啟發,更堅定我要重新整理《論語》《老子》的決心。二○○九年秋天以后,退休多暇,才開始動筆。在撰寫《論語新繹》的期間,曾經興起仿效古人“論詩絕句”之例,寫了一首七言絕句《擬作〈論語〉〈老子〉〈六祖壇經〉三書新繹,題端》:

    圣經何必分先后,大道從來不可誣。

    我自瓣香三教在,參禪學老更崇儒。

    后來在《論語新繹》完稿,交給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之后,又因為受到一些鼓勵,遂同時進行《老子新繹》及《六祖壇經新繹》的撰寫工作,并作絕句二首《〈論語新繹〉一書撰成,口占二絕》:

    (一)

    向來我亦圣為師,論道參禪未是癡。 

    最愛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詠歸時。

    (二)

    敢言譯解費功夫,但愿人人識正途。 

    忠恕終歸仁一字,請從平淡契真吾。

    我以為這三本書不只代表中華文化中儒道釋三家不同的思想,也分別代表古代在上位者、士人階層以及民間不諳文字者三種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追求人生、完成理想的三個指標。我很高興二○一一年冬終于完成了《老子新繹》這本書,同時又仿論詩絕句之例,配合《老子》八十一章,逐一作《論老子絕句》(參見文末附記)。書成之后,二○一二年二月曾交由學生李榮發主辦的天宏出版社初版。現在又獲得王榮文先生的青睞,頗事增訂,把這“人生三書”全交給遠流出版公司(包括之前由該公司印行四版的《六祖壇經新繹》)一起出版,終于了卻了我多年來的心愿。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最后,我把在撰寫本書過程中曾經參考過的版本、學者及其著作,舉其要,列其目于書后,以供初學者檢索參考。同時,為了便于讀者核對,在本文之前,把書中常提到的一些版本簡稱,先列表如下: 

    《郭店楚墓楚簡本老子》(簡稱楚簡本)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簡稱帛書甲本、乙本)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簡稱王弼本)

    《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章句》(簡稱河上公本)

    嚴遵《老子指歸》(簡稱嚴遵本)

    傅奕《道德經古本篇》(簡稱傅奕本)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簡稱景龍本) 

    《唐開元廿六年易州龍興觀御注道德經幢》及明皇注疏本(御注本) 

    《唐人寫本殘卷》及敦煌《老子》寫本(簡稱敦煌本) 

    宋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簡稱范應元本) 

    明嘉靖顧春《世德堂刊六子》(簡稱世德堂本)

    《日本天明本群書治要》(簡稱群書治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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