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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史也不是

    2018-11-13 houlang 339

    沒有簡單的羅馬模式可以遵循。 事情能那樣簡單就好了。無論我們將羅馬人英雄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在傷害他們。但如果沒能認真對待他們,或者終止與他們進行的長期對話,那么我們就會傷害自己。我希望本書不僅是“古羅馬史”,也是和“羅馬元老院與人民”對話的一部分。


    獨一無二的瑪麗·比爾德

    瑪麗·比爾德在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完成本科學業并于1982年獲得劍橋大學古典學博士學位。1979—1983年比爾德在倫敦國王學院的古典學系任教,1984年重返劍橋執教,2004年升為古典學教授。2008年,《龐貝:一座羅馬城市的生活》獲得沃爾夫森歷史學獎。 這個聲譽卓著的書獎授予學術價值及可讀性并重的歷史學著作。同一年,比爾德受邀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薩瑟古典學講座(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這是古典學界最高聲譽的講座之一。講座內容于2015年以《古羅馬的笑:論玩笑、逗趣及爆笑》為題集結成書, 引領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人因何而笑、笑的程度(羅馬人可能并不“微笑”)、男女在笑上的區別、笑的社會功能有其發展史,而羅馬人的“笑”與羅馬社會的權力結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絕非真空中的情緒或生理本能。 2013年和2018年比爾德因對古典學做出的杰出貢獻而被英國女王授予勛爵稱號(OBE,DBE)。她在劍橋任教期間曾一度是那里唯一的女性古典學教授,是位自豪的女權主義者,積極地為女性發聲,她的新書《女性與權力:一個宣言》更從學術角度探討女性被噤聲的歷史。比爾德并非是一位書齋學者,她活躍于各類網絡、電視、電臺等公眾平臺,拉近了學術界與讀者間的距離,也使古典學在公眾眼中的印象發生了改變。她在《泰晤士文學增刊》開設的博客《一個劍橋教授的生活》已歷時13年,影響著眾多的讀者,話題廣泛,不一而足,更不為自己畫地為牢或設禁忌。比如最近一期短博客題為《世界各地的廁所》,她還是活躍的推特用戶,目前有20多萬關注者。這些公眾平臺在給比爾德帶來影響力的同時,也讓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網絡暴力的對象。比爾德從不退縮,讓世人看到一個勇敢、真實、獨立、淵博而敏銳的強大人格。

    騎自行車在古道上尋訪古羅馬的比爾德(COOL),被大家戲稱“霍格沃茨紅衣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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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0864762/

    image.png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692442/


    瑪麗·比爾德也是新版《文明》的主講人之一。

    比爾德對中國讀者來說也并不陌生,她與英國廣播公司合作的紀錄片在中文世界有相當多的擁躉,她的學術和通俗著作已有3部被譯為中文出版:《當代學術入門:古典學》(與約翰·亨德森合著,董樂山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以及《羅馬大角斗場》(與基斯·霍普金斯合著,蒲隆譯)、《帕臺農神廟》(馬紅旗譯),后兩部都包括在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奇觀之旅”中(2008年)。2017—2018年,僅僅在《文匯學人》上就有5期關于瑪麗·比爾德的文章,包括熊瑩對《羅馬元老院與人民》這部著作英文版所做的3篇出色的“筆記”,即《羅馬帝國如何崛起:讀書筆記之一》(2017年3月10日);《“不可能只有一種羅馬史”:讀書筆記之二》(2017年3月17日);《寫給當代人看的羅馬史:讀書筆記之三》(2017年3月24日);胡夢霞編譯,《一位古典學教授如何成為英國最熱知識分子》(2018年2月23日);黎文編譯,《比爾德的“文明”》(2018年3月9日)。2018年7月4日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及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趙靜一博士采訪比爾德的中文版訪談錄《劍橋大學教授瑪麗·彼爾德:由西方古典引發的女權思考》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讀者在二人的娓娓對談間了解到了學者、教授、公眾人物、女權主義者、母親這么多的各種角色是如何在比爾德身上相互交織的。

    比爾德的新書《女性與權力》,作為劍橋古典學教授,比爾德并未將自己的身份限制在學院體制內,而是運用自己的特長積極介入公共事物,嚴守懷疑主義,拒絕憤世嫉俗的智識風格既讓她飽受爭議同時也獲得大批擁躉。


    或許也正是這許多角色的交織與相互影響使得比爾德的著作常常不落窠臼,且具有難以企及的豐富性。不是所有的羅馬史學家都能如比爾德一樣敘事如此生動風趣、層次豐富,將復雜的問題以極易接受的方式傳達給讀者。更不是所有的羅馬史學家都能將社會各個層面有效地編織到敘述中。我們面前這部著作的作者是一位難以簡單歸類的作者,這部著作本身也迥異于目前數量眾多的通史性羅馬史著作。本序主要著眼于的獨特之處。書中許許多多的具體問題,比如,比爾德為什么說奧古斯都是神秘的?她為什么選擇卡拉卡拉作為她的羅馬故事的結尾?她對所謂的3世紀“危機”怎么看?為什么她說基督教“是又不是”羅馬的宗教? 羅馬的第一個千年和第二個千年之間的基本區別和延續性又在何處?則請諸君展卷與比爾德老師交流。


    羅馬“歷史”何時開始?

    1973年,瑪麗·比爾德初次造訪羅馬時,相比古羅馬的遺跡而言,羅馬城中無處不在(井蓋上、燈箱上、垃圾箱上,等等)的SPQR這個縮寫給她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2015年,這個縮寫成了她的古羅馬史(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新書的正標題。這的確是一個承載力極強的表述,包括所謂的“精英”,也包括民眾,它代表一種機制,也是一種理念,在幾千年的延續中變遷,也在變遷中延續,連接古今。


    SPQR即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羅馬元老院與人民)的縮寫在古羅馬建筑上頻繁出現,代表羅馬政治生活的核心。


    比爾德的古羅馬史的第1章并沒有按常規從所謂拉丁姆有人居住開始,或以神奇的羅馬“建城”為切入點,她挑選的節點是公元前1世紀晚期西塞羅那個時代。這頗有些古希臘、羅馬史詩敘事中的攔腰法,即“從中間開始”(in medias res)再倒敘的風骨。公元前1世紀晚期無疑是比爾德非常熟悉的歷史時期,西塞羅浩瀚的著作更是她稔熟的文獻。她的1982年劍橋大學博士論文便題為《晚期羅馬共和時期的國家宗教:基于西塞羅著作的研究》。這篇博士論文雖未發表,卻為后來的許多研究打下了基礎。她在《羅馬研究雜志》上發表的第二篇獨立論文《西塞羅與占卜:一個拉丁對話的形成》也是圍繞西塞羅展開。英文版中西塞羅的名字出現了415次,遠超愷撒(260次)以及奧古斯都(237次)的名字出現的頻率。但比爾德筆下的西塞羅并非英雄形象,他自大、虛榮,反對秘密投票。比爾德甚至譏諷他那用力過猛的文風。西塞羅更多地是被她用來引入羅馬史上形形色色的史料問題、研究角度及解讀詮釋的。比如,西塞羅筆下的企圖陰謀武裝顛覆羅馬國家的喀提林和真實的喀提林之間究竟有多大的鴻溝?西塞羅不經審判就處決監禁中的喀提林的所謂共謀者,危急情況下國家利益和個人的合法權利之間的沖突該如何處理?

    羅馬城創建者羅慕路斯和雷穆斯被母狼哺育的神奇傳說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事實”。

    然而比爾德選擇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講述羅馬史的更重要的原因則因為“我們所知的羅馬‘歷史’從那時開始”。她之所以這么說,是基于以下這些考量:羅馬人自身也是直到公元前 1 世紀才開始系統研究羅馬城及羅馬帝國以前的歷程;就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古代作家和學者們提出并探討了許多我們現在還在研究和關注的歷史問題,比如其中爭論得最激烈問題之一就是羅馬城究竟于何時建城、有多古老;也是在這個時期,古代作家們“拼出了一幅我們至今仍需仰賴的早期羅馬的畫面”。比如,羅馬的所謂奠基人羅慕路斯的故事被一再建構,“羅馬把對似乎永無止境的內部沖突循環的擔憂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他們的角度、方法和敘事極大地影響了后世對羅馬史的想象與論述。“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在通過公元前 1 世紀人的眼睛看待羅馬的歷史 ”。 而羅馬人留給我們的“歷史”充滿了重構、誤解和相互矛盾,歷史學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這些糾結的線團。



    史料批判、歷史書寫與古典語文學的素養


    作為史學家,比爾德無疑對古代作家的文獻史料非常熟悉。除了西塞羅、撒魯斯特、波利比烏斯、李維、斯特拉波、老普林尼、小普林尼、普魯塔克、蘇維托尼烏斯這些常規作家之外,恩尼烏斯、賀拉斯、維吉爾、奧維德、馬提亞爾等人的詩歌在全書中也有很高的出鏡率。比爾德并不過度強調所謂古代史作和文學作品的分野。這也是她一直以來堅持的一個立場。比如此前在討論古羅馬凱旋式這個問題時,比爾德并不認為普魯塔克筆下的所謂“真實”凱旋式比奧維德在《哀怨集》第四卷第二首中虛擬的一個從未發生的凱旋式更具有歷史真實性。比爾德也相當關注現代史學家較少使用的古代文獻資料。可能來自公元2世紀的《阿斯特蘭普蘇克斯神諭集》很好地體現了比爾德在使用古代史料方面的跨度。這部極少為羅馬史學家引用的資料包括向算命者所提出的問題及其可能的答案,還有選擇“正確”答案的方式,等等。對比爾德來說,“讓我們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和焦慮的核心”。

    比爾德尋訪古羅馬墓碑,上面記載了一個普通羅馬人的生生死死。(看到路旁墓碑比爾德瞬間沉入到古羅馬的世界中)

    比爾德對所有的史料都抱著慎重的態度,從不輕易下結論,而執著于對語境、語言、寫作者自身的背景、寫作目的、寫作對象等方方面面的考察。對于古代史料到底能告訴我們多少史實、歷史事件究竟能否可靠地復原,比爾德全書中的常用詞是“令人沮喪”“充滿爭議”“脆弱的共識”,等等。對古代文本中的各種數字(特別是人口、陣亡人數,等等),比爾德尤為謹慎,因為“它們受到夸張和誤解的影響,而且后來的中世紀僧侶在抄寫時還可能犯下某些嚴重的錯誤”。 因此,書中常常使用“荒唐”“極不可信”“高度夸張”等詞語來修飾古代作家的文本中留下的數字,也就毫不足怪了。對史料的審慎自然會引發的一個結果便是導致謹慎的結論。比爾德時常提醒讀者,很多歷史情況或事件是不可能知道/斷言/判斷/重構(impossible to knowy/tell/reconstruct )的。這是一種非常負責任的態度,也向希望讀史僅僅是為了獲得“教訓”的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假如歷史的重構、解讀常常是如此不確定,那又如何從中提取“教訓”呢?

    解構史料需要方方面面的能力,對于古代史來說,語言層面上的敏感度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能力。在比爾德以往的著作中,《古羅馬的笑:論玩笑、逗趣及爆笑》大約是最好地展示了她的語文學功底的著作。在中,比爾德以生動的例子來說明希臘語與拉丁語互譯過程中產生的損耗與誤解,對于那時地中海世界的古人而言,其后果不僅僅是誤解,而且很可能會帶來政治后果、影響文化協商的過程和效果。比如,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一篇記錄使團出訪羅馬進行政治斡旋的希臘銘文中,使團據描述每天向羅馬人進行proskynesis,這個詞在希臘語中的字面意思為“躬身觸摸”或“ 吻腳”,與它對譯的拉丁語詞匯可能是salutatio,比如門客和依附者早上向恩主問安那類做法。然而在閱讀這篇銘文的希臘人的聯想中,他們可能會想到吻腳那類完全不同的覲見方式,這樣的譯法是否如比爾德所說“雖然這些外邦訪客可能是想用該譯法表示這種慣常做法所具有的羞辱性”, 讀者可以自行分析。比爾德也暗示了另一種可能性:或許,他們真的曾試圖俯身吻羅馬顯貴的腳,那么羅馬人又會做何感想? 但這趟外交活動好像終究是無果而終,因為銘文只強調了苦勞而并未陳述后續。

    希臘語與拉丁語之間的互譯也常會出現不正確的對應關系。比爾德以波利比烏斯把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民主)一詞套用到羅馬政治生活這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做法導致了誤導性的分析,因為在羅馬語境下,這個詞常帶有接近“暴民統治”的意思。關于波利比烏斯的demokratia到底是什么意思這個問題當然可以進一步探討,因為希臘化時代這個詞的涵義和它在古典時代的雅典的涵義已經有所不同。然而無論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為何意,我們很難不同意比爾德的如下說法:無論如何,“波利比烏斯引發了一場至今仍未結束的重要爭論。人民的聲音在羅馬共和國的政治中有多大影響力? 誰控制著羅馬? 我們應該如何刻畫這一羅馬的政治制度? ”

    這部著作給讀者帶來的信息量是巨大的,然而它更大的價值在于比爾德以靈活生動而非說教的方式向讀者展示了如何“做歷史”,讀者不但可以從中學習用何種方法解讀歷史“剪影”或“碎片”,如何處理相互矛盾的史料,更能學習如何提問,這既包括向史料提問,也包括構思關于羅馬歷史的大命題。她的這部著作借鑒和吸納了眾多學者的大量成果。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部著作的性質與結構(沒有腳注,書后不附詳細的尾注,每章有簡短的“擴展閱讀”,只包括精選書目)會使讀者很難分清哪些觀點是比爾德本人的原創觀點,哪些來自他人,而哪些已經是學界公認的常識。比爾德有時會明確指出她采用的是哪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第5章的“擴展閱讀”中,比爾德說明這本書在許多方面遵循了Arthur Eckstein在(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等著作中關于帝國主義的觀點,即就羅馬所介入的地中海世界,本身也是“一個充滿政治沖突、不停變換的盟約關系以及各國間持續不斷的殘酷暴力的世界”。但很多時候,其他學者的發現,尤其是較老的觀點,就直接納入敘述中不再加以說明。比如羅馬作家所提到的蓋烏斯(即卡里古拉)皇帝讓士兵在海邊撿貝殼的故事,比爾德點出這可能是對拉丁語中musculi一詞的誤解,因為這個詞既可以指“貝殼”,也可以指“軍用小屋”。這并不是比爾德的新發現,而是可以追溯到Balsdon于1934年發表在《羅馬研究雜志》上的一篇短文。

    這部著作是一部積累之作,比爾德自己也在不斷地學習與閱讀。出版于2015年,而書后“擴展閱讀”中所提及的書目也更新至2015年,如 edited by Tod A. Marder and Mark Wilson Jones(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5)。她曾不止一次地公開推翻自己以前的觀點,這也提醒我們學習是原創的基礎,同時也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可被稱為終結之作,這部著作會激勵我們繼續探索。


    立體的羅馬史

     比爾德筆下的歷史從來都不是單緯度的,而是豐富、鮮活的、復雜的。托馬斯·W. 霍奇金森在《旁觀者》上為所撰的書評以《立體的古代史》為題,恰如其分。大到歷史進程、文化機制,具體到歷史事件,比爾德都會關注博弈中的雙方或多方,并執著地追尋故事的另一面。全書中,“the other side”或“another side”(另一面)這樣的表述出現了20多次。比如,關于共和時代羅馬的競爭文化,即羅馬人通過各種機制,包括用故事以及凱旋式、葬禮等儀式強化后代要效仿祖先英勇事跡的信息,波利比烏斯或許認為這是一種相當正面的積極因素。然而比爾德卻不太同意這種樂觀看法(rosy view)。在她的解讀中,無節制的競爭(unchecked competition)摧毀而非維系(uphold)了羅馬共和國:“每有一個受到鼓舞而去追求達到祖先成就的年輕羅馬人,就必然有另一個年輕人無法承受自己身上的傳統和期待的重負。 ”

    比爾德筆下的羅馬史自然不是一部自上而下、英雄史觀引航的羅馬史,也絕非一部偉人傳記的合集。她一再強調:“個體皇帝的品質和性格對帝國大部分居民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也不會過多影響羅馬史及其重要發展的基本結構。 ”“個體皇帝的特點并不像傳記傳統所試圖強調的那么重要。”這也不是一部以戰爭、戰役或征服為主線的歷史。假如說“索引”是作者所認為的書中值得一提的詞語的清單,那么《羅馬元老院與人民》英文版書后的“索引”則提供了一個管窺比爾德“意境地圖”的絕佳素材。 “索引”中,“戰爭”一詞甚至沒有被單列出來作為詞條。和傳統的羅馬史敘述相比,比爾德給予具體的戰爭和戰役的書寫空間很小。三次布匿戰爭(羅馬與迦太基對抗)雖然篇幅相對較大,但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比爾德提醒讀者古代作家對戰爭的描述缺乏條理,有時甚至荒謬。“內戰”一詞雖然在書中提到過數次,卻并未在英文版書后的“索引”中出現。

    將歷史多維化豐富化也意味著把以往位于邊緣的人群或事件去邊緣化,納入敘述的框架甚至主線。不同的時代會提出不同的問題,有不同的興趣和關注點,正是提出的問題與關注點的變化在改變我們書寫歷史的方式,所以歷史對比爾德來說是一種對話。比如,比爾德對萬神殿的講述不僅僅著眼于建筑本身的藝術、政治與歷史意義,更將讀者帶到建筑石材供應地,埃及的卡勞迪烏斯山,并將注意力投向從埃及到羅馬的整個鏈條:石材的開采、采石工的食物供給、石材的運輸、運輸使用的牲畜,等等。考古學家羅伯特·凱利曾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宏大的人類故事中扮演角色。”比爾德恰恰就搭了一個羅馬社會的大舞臺,各類角色登場。貫穿全書的除了中下層自由民之外,還有反叛者、婦女、各地的“本地人”、奴隸與釋奴,以及因帝國的擴張而身份較難界定的人,等等。眾生相中包括酒館中酩酊大醉的顧客、死后不用再為房租擔心的釋奴、因丟失了帶風帽的斗篷而憤怒詛咒小偷的自由民、捐贈公共建筑的愷撒釋奴,不一而足。索引中沒有了戰爭這個詞條,但“婦女”(women)不但有自己的主詞條,其下還有11項二次索引項,比如“生育的風險”“兒童新娘”“關于‘被解放的(liberated)’婦女的幻想”,等等。在“食物與用餐”(food and dining)這個詞條下包括了“酒肆文化”(bar culture)這個很少在其他通史性著作中見到的索引項。

    貝古城被火山灰吞沒后,考古學家用石膏灌注火山灰空殼后復原的人體掙扎塑像。


    比爾德還專辟一章討論富人、窮人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羅馬人。這些占羅馬人口99%的大分子不曾進入古代的史書,但他們中的一部分有能力用墓志銘等方式為自己定位,留下“生動的剪影”。在比爾德的筆下,這些古羅馬人不是統計數據中的數字而已,而是具有極強的個體性,比爾德盡量提及他們的名姓,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和所謂的偉人一樣承載著廣闊的歷史問題。這種書寫方式不僅僅著眼于我們所知道的,而是追尋式的,用比爾德自己的話來說: “很多羅馬人的生活故事幾乎被歷史埋沒(hidden),至今仍在被復原中(pieced together)。 ” 那么應該到哪里去追尋他們的聲音?我們是怎樣知道羅馬史的?“我們能否重建得到普通羅馬人認可的他們自己的生活畫面,方法又是什么。如果現存文學作品提供的是這種鄙夷的夸張諷刺描繪,那么我們還能把目光投向何處呢? ”所以描繪立體的羅馬史不是加幾個人的名字,講幾個軼事那么簡單,其背后是強大的方法論的運用以及對豐富史料的掌控。除了文獻史料(著名的、生僻的),比爾德動用了考古(牙齒、骨骼、糞便、居住處遺跡,以及高科技測量古羅馬污染程度,等等)、紙草、刻在石頭或金屬上的銘文、墻上的涂鴉等各類資料來重構羅馬史。

    “羅馬”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這種動態便是這部著作的核心之一。隨著羅馬勢力的擴張, 大大小小的爭論、沖突和挑戰漸次地,有時是凌亂地或不期地出現在“羅馬人”面前,一些重大問題包括“羅馬在世界上的地位、羅馬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區如此之多的土地后什么才算是‘羅馬的’、野蠻和文明的邊界如今何在,以及羅馬位于邊界的哪一邊”。比如在羅馬對外征服的過程中擁有公民權的士兵和非羅馬婦女所生育的子女的身份不僅是個法律層面上的問題,也挑戰著“羅馬人”究竟定義、意味著什么這樣的大命題,而這樣的命題在全書中反復出現、漸次深化。公元前 171 年,元老院就曾接待過來自西班牙的使團,他們代表的是 4000 多個羅馬士兵與西班牙婦女所生的兒子。羅馬不列顛的一篇2世紀拉丁語和亞蘭語(也譯作阿拉米語)的雙語墓志銘讓比爾德印象深刻,并在書中多次提及。在這篇銘文中,一位來自帕爾米拉名為巴拉特斯(Barates)的男子紀念他已故的妻子雷吉娜(Regina,拉丁語中的意思是“王后”),她很可能曾是奴隸。對于比爾德來說,“這塊紀念碑巧妙地集中體現了界定羅馬帝國的人口流動和文化融合,但也提出了甚至更加誘人的問題。‘王后’如何看待自己?她會把自己看作帕爾米拉貴婦嗎?這對夫婦如何看待他們生活于其中的‘ 羅馬’世界呢?” 


    輕松幽默與凝重并重的風格

    “盡管有些羅馬詩人喜歡假裝在閣樓上挨餓,就像詩人們至今仍然時而會做的那樣,但這些男性幾乎無一例外全都衣食無憂。” 這樣一針見血、酣暢淋漓的評論在書中比比皆是。比爾德時常語帶譏諷,但這譏諷留給了社會的上層。在她那里,“杰出人物(distinguished men)”的葬禮“有些令人毛骨悚然(ghoulish) ”。而刺殺愷撒的場景在比爾德的筆下甚至有些滑稽,令人忍俊不禁:刺客不但“目標不甚精準,抑或他們是因為恐懼而動作笨拙”, “有幾名刺客被‘友軍火力’所傷: 蓋烏斯·卡西烏斯·朗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朝愷撒猛撲(lunged at Caesar),結果卻刺傷了(gashing)布魯圖斯; 另一個人沒有擊中目標,而是刺中了同志的大腿”。 她把同情心傾注給了社會的下層,書中的詼諧幽默與凝重都來自“共情心”(empathy)。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她并沒有把刺殺愷撒描繪成一場去除暴君的行動,她毫不留情地寫道:“民眾顯然不站在刺客一邊……大部分人仍然傾向于支持愷撒的改革(包括支持窮人、建設海外定居點和不時地發放救濟現金), 而非聽上去美好的自由理念,這種理念可能不過是精英們為自己謀利和繼續剝削底層階級而尋找的托詞。” 這是一部可讀性極強的著作,沒有許多所謂學術著作中的枯燥與繁冗。但正如上面的幾個例子所展示的,這樣的文風并沒有犧牲深度與敏銳。

    值得一提的是比爾德對古典著作名稱的“現代”翻譯,這在英文版中的效果更加明顯。比如,羅馬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所留下的,在中文中常被譯為《自傳》《功業錄》《業績錄》,等等。本書中譯本采用了《功業記述》的譯名。拉丁文原文的基本意思是“做過的事情”,也常常指“歷史”。但比爾德將其譯為“What I did?”(直譯:我做了什么?),這樣平民化的大白話譯法使得聽起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自述。馬可·奧勒留皇帝所留下的希臘語隨筆其英譯本通常稱為,中文一般譯為《沉思錄》(本書中譯本也沿用了這個譯法),比爾德卻把題目改成了(直譯:《想法》),同樣也有降格和通俗化的效果。在比爾德的筆下,triumvirate(“三頭”)這樣的中立甚至有些堂皇的稱呼被加上了應有的暴力色彩和非法性,變成了“三人幫”(the gang of three),奧古斯都則被頗為不敬地冠上了“老變色龍”(the old reptile)的稱號。這并不是比爾德的噱頭,而是代表了一種態度:偉人未必偉大,我們對他們或許要多些平常心。

    古羅馬“哲學皇帝”——馬可·奧勒留


    為這部著作進一步增添生動色彩的是比爾德并不忌諱古今鏈接,這也秉承了她不將古史與后世割裂的作風。比如,在提到坎尼戰役中采取游擊拖延戰略的法比烏斯時,她聯想到了“美國的法比烏斯”喬治·華盛頓,后者在美國獨立戰爭初期也采用了相似的戰術。而莎士比亞被提及7次,包括比爾德指出“Et tu, Brute?(‘還有你嗎,布魯圖斯?’)這句著名的拉丁語是莎士比亞的發明”。 確實,一些今人認為出自羅馬史的軼事其實是后世的發明。那廣為流傳的羅馬人征服迦太基之后在后者的土地上撒鹽的故事在古代文獻中毫無蹤影。羅馬史與其接受史和想象史的互動是古羅馬史研究中需要投入更多關注的問題。


    結語

    瑪麗·比爾德的《羅馬元老院與人民》的英文版面向的是西方讀者,這個讀者群對一些來自古希臘羅馬的表達法有著相當程度的辨認度。比如她在前言中列舉了“害怕希臘人送禮”“面包和競技”“ 羅馬著火時還在彈琴”“活著就有希望”,這些被她稱為“我們從羅馬人那里借用的名言”。然而,這些說法對于大部分中文讀者來說卻已經是舶來品。那么,作為這部著作中譯本讀者的“我們”是否包括在比爾德所謂的“我們”當中?相信這也是比爾德會相當感興趣的一個問題。

    我們需要感謝這部著作的譯者王晨先生。譯文流暢傳神,極好地保留了比爾德的文風。對于較為生僻的概念,或對中文讀者來說不太熟悉的引言或成語,王晨專門做了注解。翻譯研究中討論“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或譯“深度翻譯”)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指的是以注釋、附加詞語解釋等將文本置于豐富的文化與語言語境中的做法,以及它的度應該如何把握,等等。這部譯作也是適度厚譯的佳例。

    本文為《SPQR》簡體中文版序言

    作者劉津瑜,德堡大學古典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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